當代胡琴之路
白得雲
曾經有一段時間，特別是上世紀末的八、九十年代，移植或改編的小提琴炫技曲，成為眾多胡琴演者的焦點。從陳鋼的小提琴曲《陽光照耀在塔什庫爾干》，再到薩拉薩蒂的《卡門主題幻想曲》及聖桑的《引子與迴旋隨想曲》，這類樂曲的技術要求，差不多成為眾人點評胡琴演奏的唯一標竿。
其實為了擴闊曲目，移植樂曲的情況相當常見，特別是本來獨奏曲目就不多的樂器。只要演繹恰當，並不會影響移植作品的藝術價值。
當然也有評論對胡琴曲目這個現像不以為然，認為改編其他樂器的炫技作品只能偶一為之，最重要的是對提升胡琴曲目的藝術素質貢獻有限。原因之一，是作品本身並非專門為胡琴創作，根本未能充份表現胡琴的特點。原因之二，是改編炫技作品實際上有許多局限，特別是為了遷就樂器原有的演奏功能，移植炫技樂段，常常要作出一定程度的改動，與原曲比較，在炫技的目的上失去了一些光環。
時移易勢，胡琴創作在近幾十年，已經向前走進一大步。今日炫技的改編作品，對成熟的演奏家而言，已經失去了早年的光環，大家已經能夠用一種更為客觀的態度看待這類作品。既接受這些樂曲在推動和提高胡琴演奏技巧上的作用，但也不會過份看重樂曲在展示胡琴藝術特色上的價值。
出現這個轉折，不是因為觀眾對炫技曲已經失去了興趣，而是因為從九十年代開始，為胡琴創作的樂曲有了新的發展。從作品的整體結構、藝術的表現內容、演奏炫技的要求等幾方面，為胡琴創作的樂曲，可以說是從以小品為主，轉向篇幅較大的創作。從炫技的角度看，這些作品更能表現樂器本身的特色，音樂風格上也更能展示民族特點。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是王建民創作的一系列二胡“狂想曲”，作品不但運用了不同地區民間及民族音樂的素材創作，而且在演奏技術上有更貼近樂器本身特點的炫技要求。近年新創作的二胡樂曲，包括主題帶有流行曲風的作品，大都依從王建民“狂想曲”系列的風格，在旋律個性及炫技上互相結合。
上述講到的創作趨勢，其實還要建立在兩位作曲家為胡琴作品所帶來的突破口。第一位是劉文金，他分別於1958及1960年創作的《豫北敘事曲》及《三門峽暢想曲》，從篇幅結構上為二胡作品帶來突破。兩首作品亦是極少數在“大躍進”年代以水利工程為背景而創作的樂曲，至今仍然獲公認為經典作品。可見作品本身的藝術成就，已經超越了政治的局限。1978完成的二胡協奏曲《長城隨想》，對整個八十年代中國民族器樂的發展，更具有劃時代的意義。在“文革”結束之際，這首作品在反思民族歷練的同時，亦預示著國民展開向前邁進的步伐。作品所表現的內函，將作曲家對歷史的沉澱思考融入其中，對往後民樂的創作帶來深遠的影響。
另一位作曲家何占豪，1959年與陳鋼合作寫成的小提琴協奏曲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，已經成為如何將中國音樂的民族元素，結合西方古典音樂大型作品結構的經典範例。這首協奏曲曾經移植為許多不同樂器演奏，包括何占豪親自移植的二胡及古箏版本，但仍然以高胡的版本最受觀眾歡迎。其實何占豪亦創作了《莫愁女幻想曲》、《亂世情侶》、《別亦難》及《蝶戀花》共四首二胡協奏曲，是關迺忠以外創作最多二胡協奏曲的作曲家。何占豪如何把戲曲音樂的元素，以及敘事手法，融入協奏曲一類大型曲式結構的創作手法，對許多作品亦帶來非常重要的啟發。
從劉天華於1918年完成《病中吟》算起，要回顧及總結這一個世紀的胡琴創作之路，雖然重要的創作數目不少，但劉文金、何占豪、王建民是大家必須記住的名字。
